最近读了费孝通先生的《文化与文化自觉》，受到了很大的启发。1997年，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文化自觉”思想。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这是与西方的“文化冲突论”截然不同的新思想，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费孝通先生还提出了认识和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理想手段。

    在学习过程中，感受“文化自觉”的思想内涵既是对自身文明的认知，也是对其他文明的反思。“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要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地位作用，要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还要有繁荣发展中华文化的责任担当。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在西方文化输出的同时，中华文化也在迅速传播，东西方文化不断交融碰撞。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广泛建立，“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博鳌亚洲论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等影响力不断扩大，这都说明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华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更应加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古往今来的很多思想家，对于大同世界做过各种各样的向往和描绘。现今，面临经济全球化问题，从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如何相处的角度，提出了我们的见解。费孝通先生认为“已经被捆在一体中的人们能有一套大家共认的价值标准，人人心甘情愿按这些标准主动地行事。这样的社会也就是我们中国前人遗留给我们的志向，即所谓‘天下大同’的美妙世界”。能够自己相识自己的人，是聪慧的人；能够自己战胜自己的人，是坚毅的人，而自胜的前提是自知。人贵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尤其难能珍贵。实现文化自觉，对中华文化有自知之明，费孝通先生指出，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来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中华文化要生存、发展，答案只有一个：实行文化转型，从传统走向现代，创建出新的现代中华文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世界各个文化，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弄清中华文化所特有的东西，才能对中华文化的本质和精神有更加深化的把握。费孝通先生认为“我们信任的中华文化中还有很多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甚至可以解决很难的难题，这是可以信任的，不然哪里会有绵延了五千年的巨大活力。”他在对中华文化作进一步的探讨中，更加充溢了文化自信。

    当代，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我们的社会成为了全球性世界的大社会。一方面多元文化之间的接触、沟通、碰撞、融合日益增多，如何处理与各个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只是某一个文化、民族、国家所遇到的问题，而成了世界性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工业的急剧发展，造成了资源过度开采，森林惨遭破坏，人口快速增加，环境严峻污染，地球日益变暖，这一系列的挑战，威逼着人类的生存，摆在各个文化、民族、国家的面前。费孝通先生认为：“全球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各种‘问题’的全球化。”因此，他认为“后工业时期势必发生一个文化大转型”，人类“已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

    中国人民文化自觉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在今天尤为重要。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我们在文化自觉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同时，坚持文明互鉴、开放包容的方针，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取长补短、择善而从，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我国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我们必须高扬思想旗帜、强化价值引领、激发奋斗精神，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把文化自信所蕴含的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充分激发出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