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的榜样--高崇民

20世纪的中国，有这样一位爱国民主人士,他从辽宁走出，一生颇为传奇，他参加过同盟会，当过张学良秘书，矢志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是东北救亡总会的主要发起者和负责人；他是最早的东北籍民盟盟员，东北民盟组织主要创建者，后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恩来称他是：“东北人的榜样”。习仲勋评价他“立场坚定，对党忠贞不二”。他爱国爱民、不懈奋斗，无愧于党和人民对他的高度评价。他就是高崇民，辽宁籍首位担任全国政协领导职务的民主人士。

 
1891年11月14日，高崇民出生在奉天开原县靠山屯，幼年时由做私塾先生的父亲高葆如开蒙，18岁以优异成绩考入奉天省立农林学堂，学习期间苦寻强国富民之路。在高崇民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全程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他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西安事变”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已经在东北军和西北军广大官兵中产生重大影响。中共中央鉴于高崇民与张学良的特殊关系，指派孙达生协同他前往西安，说服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实现“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格局。在与张学良进行秘密会面后，思想上取得了一致，高崇民之所以从张学良的东北军打开缺口，是他深知张学良在抗日立场上的积极性，更有一批东北军爱国将领的坚决抗日的决心。

1936年1月21日，经过高崇民等人的多方努力，张学良、王以哲在洛川与中共代表李克农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这次会谈为东北军和红军的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高崇民提出的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策略，已在中共的领导和谋划下逐步向前推进，东北军的上层工作已有成效，但西北军对此尚存疑虑，高崇民必须在短期内为统战排除这一障碍，在去西安前他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其中结识时任杨虎城的总参议杜斌丞，就是说服杨虎城的一个重要环节。了解到高崇民在与杨虎城的秘密会面后，张学良很受鼓舞，再度委托高崇民与杨虎城面谈，并表达了自己的态度，经过高老的沟通，杨虎城放下对东北军的芥蒂。此次会谈，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6年12月9日，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开枪制止为抗日救国前往临潼请愿示威的学生队伍，张学良拒绝并对蒋彻底失望，大吵之后，张学良当晚与杨虎城到高崇民处商量对策，三人密商良久，一致认为，“剿共”命令绝对不能执行，如果东北军、西北军调出陕甘，则破坏了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的大计，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采取非常举动逼蒋抗日。

1936年12月11日，张学良、杨虎城将高崇民接到新城大楼，张提出要给此次行动取名字，高崇民知道行动在即，于是讲了古代春秋时期“鬻拳兵谏”的典故，张学良听出其中寓意，决定将此次行动定名为“兵谏”。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清晨蒋介石被捉，消息传来，张学良立即指定高崇民等四人起草通电，向全国通告，张、杨二将军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八项主张。

1936年12月17日，抵达西安的中共代表团立即与张、杨进行了商谈，并随即在东北军、西北军的军政干部会上肯定了西安事变的革命性质，同时确立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向，决定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周恩来、高崇民等人的斡旋下，放蒋问题得以通过。12月23日，在西安的蒋介石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等通过谈判达成六点协议，国民党保证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在事变发生后的复杂局势中，他出任“政治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夜以继日工作十多天，经常是晚上和衣而睡，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大量工作。在和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团成员的接触中，高崇民受益良深，他评价周恩来是自己学习马列主义的良师，叶剑英晚年赞誉他说：“崇民同志对西安事变是有功的啊！”

高崇民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脚踏实地从事革命的一生，展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耿耿丹心坚持真理，铮铮铁骨历尽艰辛”，是民盟的卓越领导人。徐向前元帅评价他“为国为民，赤胆忠心”。历史长河奔流不息，高崇民的英名和业绩永远激励着后人奋发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