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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渊烈士
发布时间:2013/12/5) 点击:2700次    【关闭】

 

(王宗力)
 
    于渊(1893—1949),行伍出身名扬中外的爱国川军将领。他在大革命时期即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无论是戎马生涯,还是解甲,都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战斗。一九四二年,他经张澜先生介绍,又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改组后的一九四六年,被选为民盟四川支部执行委员。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他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入狱,关押在敌四川省特委会,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被杀害于成都十二桥。与此同时,在北京召开的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烈士被选为中央委员(此时民盟中央尚不知于渊已牺牲)。
    于渊又名光藻,字邦齐,生于四川省射洪县于家坝一个佃农家庭。未满十岁,父亲便去世了,幼小的于渊与母亲过着十分清苦辛劳的生活。稍长,在农闲时外出做短工,常在本乡的涪江当纤夫,藉以养家糊口。二十一岁时,因触犯乡绅,被迫弃家从军,开始了半生戎马生涯。
    二十年代前期,中国社会处于激烈动荡的年代,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巩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既得利益,加紧扩大其军事、文化和经济侵略。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国内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正酝酿着一场紧张的较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国事疮痍,民不聊生的内忧外患,在于渊的心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引起了他认真的思考。
    由于他在川军中骁勇善战,谋略过人,一九二六年,已从士兵、班、排、连、营、团长,升至四川军阀杨森部的宪兵司令,并兼任杨森总司令所在地、川东重镇万县的城防司令。北伐战争开始,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社会。在于渊的思想上也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个政策,他为北伐军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他同在重庆活动的杨闇公、吴玉章等人接触,开始接受了革命思想。
    一九二六年九月初,当杨森在朱德、陈毅等革命者的推动下,决定惩罚在长江上肆意寻衅的英国兵舰时,于渊毅然请缨,于九月五日亲率部队与英侵略军在万县江面展开激战,使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遭到挫折。在这场近三小时的战斗中,于渊脱掉上衣,抡起大刀,与敢死队员一起奋力拼杀。虽头部负重伤,仍不稍退,并怒目高呼:“兄弟们,为国争光的时候到了,给我打!打!打!”捍卫了炎黄子孙不容外侮的民族尊严。因此,被誉为“民国以来,中国军人与外强开战的第一位爱国英雄。”十年后的一九三六年,于渊东渡日本考察,途经上海时,上海文化界还特别在《申报》上撰文欢迎,并以《民族英雄于渊氏抵沪》为通栏标题,表示崇敬。他在上海和东京,还分别同鲁迅、郭沫若等晤谈,受到欢迎与赞扬。
    万县“九·五”事件后不久,杨森易帜,所属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朱德同志受中共中央派遣,仍以第二十军党代表身份在杨部工作(一九二六年八月至年底)。同年十一月,朱德在万县杜家花园开办军事政治学校,对杨部军官普遍进行政治教育。于渊奉调在第一期受训。这时,杨闇公、刘伯承等同志也特来万县。于渊经过与朱德等同志的多次接触、畅谈后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他终于做出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杨森追随蒋介石叛了革命,不放心于渊,借故解除了他的军职。经张澜介绍,于渊到川军刘湘的第二十一军任旅长。年许,改任军部的少将参军。
    一九三零年八月,于渊由中共中央四川省委任命为江津兵变总指挥,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当时的省委对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兵变没有成功。由于于渊察知兵变消息走漏,为保存我党在部队中的骨干,曾向起义前委提出暂不发动兵变的建议。事败后,一些同志对他提出了批评和指责。
    一九三四年,刘湘实现称雄全川的宿愿,到成都主持川政,他为确保省会成都的安全,任于渊为省会警察局长。这时,刘湘开始了大规模地、残酷地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四川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于渊强忍悲愤,利用警察局长身份,积极设法营救、掩护军部里的同志和进步人士,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为党保存了一部分力量。
    一九三五年一月,刘湘为加强对川陕苏区的进攻,调兵遣将,遂将于渊调回军中任教导第二旅旅长。于渊奉调至前线后,于同年五月,防守川西北要隘土门一带。他趁机巧妙地虚留豁口,让路给西进的红四方面军。十二月二十四日,张国焘率领南下的左路红军,发动进攻“天(全)、芦(山)、雅(安)、名(山)、邛(崃)、大(邑)”战役。于渊接到朱德同志的密信,再次将所在防地让出。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善于打仗的于渊连连“失误”,引起了军中一些人的怀疑。刘湘虽然心知有异,但此刻他也正为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际,逐步削弱自己的实力而忧心忡忡,无心深究于渊,乃命于渊以少将参议衔赴日本考察军事了事。
    于渊在西安事变后返国,先在成都与车耀先等同志联络袍泽旧故,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并出资支持创办《力文》半月刊,宣传抗日救亡。《力文》初刊不久,国民党当局便以“言论极为反动”为由下令查封。
    一九三七年九月,刘湘率川军出川抗战,再度起用于渊,任命为第七战区第三十集团军新十六师副师长兼战区游击司令,开赴赣北前线,刘湘死后,于渊受到紧紧追随蒋介石的王陵基排挤,于一九三八年九月解甲还乡,回到了成都。
    出师未克身解甲,这使于渊的心情格外沉重。他除了继续积极联络故旧袍泽,进行抗日民主运动外,还花了相当精力去扶助饱受战乱之苦的贫穷劳动人民。一九四一年,他与人集资组建了“健中垦社”,邀集贫寒群众开山拓荒,帮助他们度过困难。一九四三年,他在射洪县家乡修建了一条乡村公路,改善当地落后的交通状况。每逢农村灾荒,他还为民请命,呼吁当局减免灾区赋税,发放救济。一九四七年春,正值青黄不接之际,成都的官商囤积居奇,制造米荒,引起市民的“抢米”骚乱。于渊又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力陈衷情。国民党特务机关密报于渊是“抢米”风潮的煽动者,放出风声要追究重办。于渊闻讯,愤然说道:“粮食是老百姓种的,他们(按:指官商)夺去囤积赚钱,看着老百姓饿死不管。人不能站着饿死,买不到才抢,是合情合理的,他们会把我怎么样?!我怕他们作什么?!”
    自一九四二年于渊经张澜介绍加入民盟后,他在复杂的斗争环境里,为发展壮大民主进步力量,不遗余力地忘我工作,介绍了许多进步青年加入民盟。在成都迭次兴起的进步民主活动中,于渊总是置身其中,四方奔走,广泛发动。
    一九四六年七月,“李闻事件”发生后,他和张澜、李相符、杨伯恺等,筹备举行“李闻追悼大会”。会后,国民党特务制造混乱,用墨水瓶投掷张澜先生。于渊不顾个人安危,用身体保护张澜,并厉声面斥肇事歹徒。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凌晨,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成都进行大逮捕时,于渊落入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特务之手,关进省特委会看守所押禁。他入狱后,由敌军统特务头头吕尚功(稽查处副处长)、张尚钰(稽查处督察室主任)、饶琳(军统蓉站副站长)等人进行审讯时,于渊坐在椅子上,侃侃而谈,根本不把被审当一回事。他说:“我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和蒋介石是有些不同,共产党和民盟没有什么不对。”当审讯提出要他“声明脱离民盟则释放”为条件时,他明确回答:“这个组织并非非法”,表示拒绝脱离。敌特威胁他时,他火冒三丈,抓起桌上的茶碗向他们打去。此后,再也没有人敢在“于师长”面前逞威了。后来反动当局又弄来一个和于渊是同乡的特务头目吴汝成到狱中来“劝说”,企图诱使他背叛革命。于渊听来人胡说了半天,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句话:“现在中国的形势,或许你比我更清楚,我看用不着再商量了。”
    多年的斗争经历使于渊意识到,自己出狱的可能是不大的。他叮嘱前来探监的女儿:“对生活要有信心,将来一定比现在好,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是有用的。”
    一九四九年底,忙于溃逃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疯狂地血腥屠杀四川各地监狱里的革命志士。十二月七日深夜,于渊与三十二位难友,同时在成都西郊十二桥侧的荒地里英勇就义,时年五十六岁。
                              (一九八六年四月改撰) 
    (原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原题名为《爱国爱民的老英雄于渊》,现题名是编者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