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论坛主办者给我一个的发表观点的机会，请允许我突出一下我的两个身份：1、我是一个喝着浑河水，在抚顺工矿的工人村成长起来，被东北振兴这个课题苦苦困扰了25年的一个不折不扣的本土经济学者。2、我还是今天这个论坛的直接承办者，一个发源沈城，立足东北，辐射全国，面向世界，走出国门的，一直以来以振兴东北，支持中小企业，服务市民为己任的东北区域性股份制城市商业银行——盛京银行的独立董事。我想我这两个身份特别契合这个论坛的“金融大联合，东北再振兴”这个主题。请允许我发表一些有点温度的理论，有点腔调思考，有点血肉看法。

一、 如何理解“东北现象”“新东北现象”及东北再振兴

1.25年前的理论——世界“经济圈流” “东北现象” 东北战略：

 东北现象的提出：伴随世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我国东北地区正在受到一个世界范围的“经济圈流”的影响。世界产业结构调整沿着发达国家一新兴工业国一发展中国家沿海开放城市一发展中国家内陆地区的轨迹，不断地进行剩余资本和低级产业的淘汰过程。与此同时，是人才资源和初级产品的倒流过程。就此意义而言，我国东南沿海近年来发展较快的轻型加工业，实际上是从东南亚工业国间接地接受了发达国家的剩余资本和低级淘汰产业，并在东北和广大内陆地区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消费市场的支持下，渐渐地形成内部结构不尽合理、趣同严重、对外依赖性强、科技含量低、国际市场竞争力弱的劳动密集和加工装备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和产品不断地转移到内陆及东北地区，取代和冲击着传统工业，以至于使辽宁的重化工业日趋衰落，九十年代以来东南沿海已走出结构性误区实现产业升级与新一轮发展时，东北经济结构及产业升级却仍然在低迷中徘徊。这是25年前我首次提出“东北现象”理论范畴的核心表述。（摘自《“东北现象”——辽宁经济困境、症结、出路及对策的战略思考》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文件 1991年7月 咨询文摘）  东北振兴的产业战略思路：在“东北现象”及世界产业结构高级化（软化）的背景和趋势下，东北产业结构将处在世界产业结构淘汰、转移的“经济圈流”的末端，其低级化产业的老工业基地的衰落已成定势。东北老工业基地必须从参与国际分工协作的国际化着眼，蜕变成一个与世界产業结构相衔接、互补性强而较高级化产业结构的新工业群落。这是东北重化工业基地实现振兴的唯一出路和前提性思路：在现在工业优势基础上，着眼于长期战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保障“吃饭产业”，扶持“战略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跨世纪跳跃。(1990巴俊宇)  

2.15年前的思考——  国家长期的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化加剧东北衰落：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化战略，发展中心南移，以东北重化工业基地廉价的原材料和广大内陆市场为代价换来了早期劳动密集型、加工装备密集型、趋同严重、附加值低的、结构不尽合理的轻型加工业体系，而长期的“双轨制”运行致使东北老工业基地日渐衰落。仅在1990年，全国平均指令性计划比重为19%，深圳、广州仅为4.5%，相反，鞍钢96%，大庆98%，沈阳89%。当时市场价格是计划价格数倍甚至到十倍！而东北指令性计划产品评价调出，原材料却需要“议价”购进，仅此一项辽宁当年就多支出30亿！因此，没几年下来，一直排在前列的东北老工业基地，迅速滑到了谷底，当东南沿海已然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东北却面临国企改革带来的产业工人下岗的震荡和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   直到当下区域发展差距仍处扩大阶段。对东、中、西三大地带经济发展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生产要素大量地向东部地区流动，但产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并没有实现，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在持续地扩大。尽管国家在前几年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条件的限制，发展仍较缓慢。而东北老工业由于初期国家区域政策倾斜战略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其自身结构、体制和机制性问题仍然困扰其发展，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大家习惯于把地区差异归结为市场化程度差异，其实不尽然。目前新的区域发展新格局正中，市场化程度差距在缩小，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并未同步缩小。市场化与区域发展差距之间没有线性因果关系。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持续起作用的因素，仍是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区位优势、国家政策导向、基础设施条件、教育水平及人力资本积累等。

3.5年前的忧虑—— 急功近利的GDP导向错失20年发展机遇：

东北实现振兴必须实现体制机制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转变，可是20年来东北由于经济总量落后于南方，产业附加值由于结构性原因相对低下，因此，在竞争中以投资拉动的增量增长为主的增长方式演化为攀赶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长期以来，出卖地、引资、企业并购、扩大固投以获得一次性税源、财政收入增加，GDP增长为地方经济主要行政样式和目标。只顾低头攀赶，无暇顾及中长期的战略和结构战略性调整以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等新型工业化必须解决的问题，至于如何把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产业工人和藏富于民等深层问题就更无从虑及了。这种政绩性、GDP化的发展，不仅掩盖了许多社会矛盾和历史问题，（国企职工下岗是否合理合法及补偿）同时也掩盖了经济发展的深层矛盾，2008年因实体经济占主导的东北侥幸躲过了虚拟经济的危机，在一片“弯道超车，逆势而上”呼声中，2009年辽宁GDP增长第一次进入第一集团军，当时领导在人大作报告时激动地喊出来“多年来困扰辽宁的 ‘东北现象’已经消除了！”作为省人大代表和政府咨询专家为政府工作报告起草论证和审议政工报告中我一直不赞同这个提法，当年却指定我解读报告，面对媒体必须讲科学又得讲政治的我，手里拿着GDP进入第一集团军，财政收入在中等偏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却在全国末位的这三项数字指标，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可见深层矛盾并没解决，从莫种意义上讲我们错失了20年东北转型升级振兴发展的机遇。 

4.今天的冷静思考——“新东北现象”

 进入“十二五”以来，一路爬坡过坎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终于旧病复发，步子突然降了下来。2012年全国GDP增速排名中，吉林第11位、黑龙江第24位、辽宁第27位。到了2013年，吉林排名第23位、辽宁第24位、黑龙江第28位。2014年的GDP增速排名中，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经济增速分别是5.8%、6.5%、5.6%，位列全国后五位，滑出经济“合理”区间。2015年一季度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GDP增速排名，黑龙江4.8%、吉林5.8%，分列全国倒数第四、第五，辽宁仅为1.9%，全国垫底。东北经过了一番折腾重新回到90年代初始原点。  我们曾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检验了辽宁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经济增长变动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而反之则不成立。然后用多元回归分析了三次产业及其细分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出辽宁的第二产业及其中的工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很大，对经济增长的支柱作用明显。第一产业仍然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而第三产业及其细分行业则没有形成规模经济，理论上也佐证了其结构的不经济性。  结构性矛盾和增长方式粗放，仍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主要矛盾。以吉林省为例，二产比重高出全国8.1个百分点，产业比例明显失衡。特别是原料型、初级加工型产品多，终端产品少，“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仅占规模以上工业的25%，能源消耗却占70%。黑龙江、辽宁两省情况也基本类似。  东北一直以来依然靠资源、靠投资发展模式，2013年投资占到东北GDP的65%，几乎较十年前翻番，全国平均水平为50%。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一枝独秀，对经济贡献率超过60%。财税来源中，房地产一业独大，在许多地区占比达到四成多。并更加依赖制造业，一些本该淘汰、限制和转型的落后产能，投资规模不降反升。如钢铁、水泥、造船等扩张迅速。有的省水泥过剩产能最高时达45%。创新驱动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乘数效应，但却严重不足。  在土地红利时代的结束，加上基础设施投资收益的下降，投资已无法拉动经济。从资本渠道看，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一轮又一轮的QE（量化宽松政策）浪潮，推动全球流动性迅速扩张，外资大量涌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间接转嫁给东北老工业，在世界“经济圈流”运动中加剧化了发达国家对中国、国内发达地区对东北的资本约束（资本输出），使东北雪上加霜　。东北经济下行主要是工业增速在下降。东北经济以能源业和制造业为主，能源业石油、化工受全球价格因素影响，装备制造业大部分产能过剩，比如钢铁三分之二过剩，汽车业也过了拐点，东北转型升级未能成功，又没有别的新兴产业发展，在这一轮经济发展中出现下行是必然。另一困扰东北持续发展的老问题，就是一些体制性机制性的深层矛盾并没能得到有效改善。地方政府干预微观经济太深，审批权下放缓慢，发“路条”的少，设“路障”的多。发达地区政府管理与执法部门以扶持企业发展为己任，东北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尤其基层执法部门对企业大有猫捉老鼠的感觉，在先行先试的改革大潮中，东北常扮演“人家偷驴自，我们拔橛子”的角色，有的甚至有回潮计划经济管理方式的苗头，前些时候沈阳上演的满城尽是卷帘门就是最好的例子。老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又浮出水面。包括地方政府财政减收与刚性支出增加的矛盾加剧，金融与产业融合缺乏驱动机制，资本市场发育迟缓的短板日益明显。目前，新老交织内外交困，当一些地区金融、互联网经济“井喷式”发展的时候，东北传统制造业却呈现“断崖式”的跌落，被媒体称之为“新东北现象”加以揶揄。而作为东北现象的最早提出者之一的我，自有自己对新东北现象的另一番理解和定义。 其实老工业基地振兴和重化工业转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需要国家长期扶持，从美国的彼斯堡到日本的九州一直到德国的鲁尔，无一例外都是在国家强力的助推下完成的。德国鲁尔工业区振兴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至少需要20年。而我们恰恰错失了20年的战略机遇期，这期间2003年第一轮的振兴东北战略无疑是国家画给东北地方一个大大的饼，试想如果国家象当年支持沿海经济特区那样支持东北不可以想象东北会面临今天的尴尬，除了国家发展战略的格局没有覆盖东北，政策的不到位原因外，也和地方执政施政者的急功近利的短视有很大的的关系。东北老工业基地享受的绝大部分政策已经成为全国普惠性政策，政策扶持效应在递减；从内部动力看，长期制约其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及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解决。如果没有新增长动力，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速度放缓很可能进入一个长期的平台期。

5、跳出东北客观看东北：

 非经济因素:说东北问题，大家习惯说经济问题，可忽略了非经济因素，如地域文化影响，政治格局对东北地方经济的影响，中央政府政策和地区发展的统一中的矛盾问题，资源输出城市和地区枯竭后国家的反哺问题，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落实问题等。100年来苦难最深重的是东北人民，100年来中国沦丧的国土大多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的经济与军事基础都依赖于东北，建国以后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为共和国建设贡献最大的是东北，资源输出最多的东北，现在黑土地变成褐色的了，抚顺的煤早光了成为一片沉陷区，大小兴安岭木材到了今年初才完全停止商业性砍伐，大庆的石油也逐年减产，而上个世纪市场化改革中国企改革中，牺牲最大的还是东北，几千万的产业工人成建制下岗，其中近三分之一都在东北，城市和地区负担很重，凡此都非经济问题。客观因素：说到东北经济，人们习惯说是体制机制和结构性问题，其实说体制机制问题本质是受计划经济影响的权力经济制约市场经济的发育，可人们强调了地方政府权利刚性约束，却忽略了国家层面对东北在财税、资源和市场配置等方面权力约束对东北地区的负面影响。忽略了市场化背景下先发地区对后发地区资本约束（不对等的市场竞争和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发展）等。

 6、东北经济唱衰还是唱响？

现在不论是官场还是坊间，不论是关里还是关外，不论是头头是道经济学家还是追逐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家都在大谈特谈东北，大部分都在唱衰东北，当然也有少数职能相关的的官员还在固执地坚持唱响——信誓旦旦的声称：2003年以来东北振兴战略并没失败。  其实不必唱衰也无法唱响，一些评论更多的都未必触及问题的实质，或高高在上，指手画脚，或与己无关，侃侃而谈。官员坚持其数字游戏，但指标下来了，也不会“衰”到哪里去，指标上去了，东北也没“响”到哪里去。一些喜欢玩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制度学派老先生们还是一成不变在谈制度，好像面对的是70年代的苏联政府，但是制度除了简政放权、除了变卖已经所剩不多的国企、印钞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其他新意。却也不能让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也不能扩大多少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改革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关切渐行渐远是一件很悲哀的事。中国的改革是经济改革孤军深入，社会文化跟进不足，企业改革单枪匹马，政府改革姗姗来迟，以中国权利为核心的综合化改革已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应该是全社会成员均担，至少理论上该如此，而中国的改革理论和实践都是这样：中央把改革成本下放给地方，地方把改革成本分派给企业，城市把改革成本转嫁给农村，发达地区把改革成本转移给后发地区。改革要有利于促进对中国产业升级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问题，有利于老百姓收入增长问题，否则政府改革的红利的释放，不过是把子孙后代的钱拿到当下来花，把别人的钱拿到你手里花，把北方的资源拿到南方去开发，把底层的利益集中到高层支配而已。至于那些揶揄下岗职工思想不解放的人，我要说的是满大街都是下岗职工他解放又能解放到哪去，至于说东北市场化程度低，我说除了深交所、上交所之外，在东北设一个“沈交所”看看，把上海的自贸区搬到东北看看。有领导说东北需要有人把自己的事情说清楚，我想可能只有站在东北的角度和立场，思考东北的问题也许才能把问题说清楚，东北的事情感受最深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人普普通通的人们。 

 7. 东北城市经济空间战略与再振兴战略：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是一个反映深刻内涵和国家区域经经济均衡发展的长期国家战略，涉及城市化运动规律和区域经济非均衡化背景下区域竞争战略等深层经济发展规律。我国30年改革与发展崛起三大增长极，几乎涵盖了中国70%—80%的资源，我国在经济发展非均衡化条件下长期施行“区域性政策倾斜战略”，财政转移支付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最有效的也是最有限的宏观经济杠杆。继80代珠三角的崛起，到90年代长三角崛起，一直到2000年以来以天津滨海新区崛起为标志的京津塘经济圈崛起，无不是在国家战略支持下实现的。可以预见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过后，中国必然也必须崛起第四个增长极，东北振兴须要发挥第四增长极作用。也正是在这样背景下辽宁的沈阳经济区战略酝酿出台，而当务之急就是辽宁应该把沿海经济带战略和沈阳经济区战略放在全东北的格局中，从全国经济发展视角中整合为拉动东北的大战略，真正意义上的上升为国家战略。这第四增长极是东北还是西北抑或是中原，将有赖于国家大战略格局。在目前的“一带一路”战略大格局中，东北经济区域战略地位得到切实重视还有待时日，而作为历史上龙头老大的辽宁却在东北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三个圈的交织中莫衷一是，不知不觉的滑落为全国垫底的尴尬地位。可见东北经济衰落与崛起与其在国家大的区域空间战略的地位有直接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振兴东北的批示中指出“东北地区的振兴发展，事关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实现，事关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事关我国同周边和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把东北振兴提高到国家国土安全的高度上国家领导人，其智慧和格局令人感佩。  

二、东北再振兴首要解决的两大关键——金融洼地和人才高地

东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前这都是发展概念，唯独东北振兴却是个调整和改革的概念也令人深思。其实这些战略，也未必是尊重规律的。经济本身的发展有规律性，前一轮是资源经济，谁有资源人往哪里走。这一轮显然是人才经济，谁掌握人才，就有了资金，资金、技术都往人才聚集的地方走。一个地区的崛起，它必须成为金融洼地和人才高地。 

（一）  东北振兴首先要解决人与人才流失的问题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东北多数时候都是人口净流入地区，东北人口大规模的迁入要追溯的1860年，清政府于1860年开始逐渐解除对东北的“封禁”，东北人口从1871年的330万猛增到1911年的1841万。民国时期，由于华北平原战争、灾害不断，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第二次“闯关东”的高潮，仅1927年到1928年，就有超过百万移民进入东北。从1870年到1940年，中国人口只增加了45%，东北人口却增加了1123%，当时东北是世界上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并且移民的综合素质好（青壮年比例高、身体素质好、开拓精神强）。充足的人口资源使东北成为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1942年东北城市化水平达到23.8%，而全国城市化水平1986年才达到23.7%。东北在1945年时甚至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经济体，其生产总值在全球仅次于美、苏、英、德等发达国家。充足的人口资源使东北在1945年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地区，并在1949年后成为“中国工业的摇篮”。然而1949年后至改革开放前，东北作为经济重点建设地区和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人口迁徙虽然有波动，但总体上仍属于迁入地区；改革开放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终结，国企普遍经营困难，东北出现劳动力过剩的情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外出寻找就业机会。伴随人口的流失，东北经济也拉响了警报，东北这个曾经辉煌的地区为什么就留不住人了？触目惊心的，是年轻人口的外流。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三省人口每年净流出180万。东北三省的老年人口占比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儿童和青壮年人口占比又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趋势在最近几年达到顶点，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东三省每年净流出的人口约200万人。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吉林都是人口净流出，虽然辽宁每年还有大约20万的净流入，但是远比不上一个北京市，而且流入的人口也多来自黑龙江和吉林。  东北考出去的不愿回，在东北上大学的也留不住。辽宁高校高端热门学校和专业有四成流向北上广，普通高校毕业生有四成流向京津冀，河北山东，剩下来的却有四成挤进省会沈阳，没考上大学的东北年轻人也不愿留下来，而是选择出外打工。在海南三亚，除了人们熟知的“候鸟老人”外，几乎各个行当都有来自东北的身影，数量达到几十万。而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一些从业门槛不高的行当，比如房产中介、开黑车、小摊贩也有数量颇为庞大的东北人，他们都抑或是原来国有企业后被成建制下岗的产业工人及其后代。  1990年代末，东北实施国有企业改革，全国3000万下岗职工中有四分之一左右在东北，他们及其后代已经形成“贫困代际传递”现象。2000年代初，东北国有企业占到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目前已经降至50%左右，但仍高于全国30%的平均水平。这些国企早已没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东北的经济结构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根据日本和德国等国的先例，劳动力负增长后，由于经济减速和结构性失衡，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会更高、劳动参与率会更低。因此东北一方面劳动力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失业率还将上升、劳动参与率也将下降（隐性失业），“用工荒”和“就业难”将相悖性长期并存，劳动力将继续外流。 

（二）东北振兴要解决金融的“血栓和供血不足”问题 如果说实体经济是人躯体，那么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就是其肌肉和骨骼，而人才和资金则是其神经系统和血液系统，不管东北经济产业结构如何调整，如果没有神经系统和血液系统健康运行恐都难以为继，而尤其是金融这个血液问题。东北从产业结构上看，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产能严重过剩，而服务业产能却严重不足，看病难、上学难、融资难问题成为困扰国民福利改善的镣铐。  对于东北而言，以资金密集、制造技术密集为特征的重化工业特征，需要强大的金融体系支撑，但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的刚性导致的产业市场竞争力不断弱化使得资金倒流，形成“金融高地”，另一方面由于金融产业发展缓慢，资本市场发育极端不足，造成心肌造血能力不强，溶血机能障碍，并时伴血栓并发。融资难、融资贵，摊薄了装备制造业本已微薄的利润。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分离，阻断了东北工业快速上升的通道。沈阳通过银行贷款等传统方式融资的占90%，直接融资、购买新兴融资产品的仅为4%。东北工业的特点是规模大、资金技术密集，回收期长，风险较高。东北振兴，离不开金融改革，离不开产融结合的支撑。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率低不能不说是东北衰落的重要成因之一。  统计表明：中国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日美发达国家比，25年前中国中国金融产业贡献率美日的比8.5%：14.7%，15.3%。15年以后2000年日美金融对GDP贡献都大幅提升，而同期的中国金融贡献率却大幅下降，使得固有的差距不断拉大。15年前年金融就业人口美国是中国的20倍。以后在许多年中这个差距仍在扩大。  我们考察近几年中国GDP增长速度，尤其最近的增长速度，就发现金融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在增，加。从2012—2014年来看，金融服务业对实际GDP的增长贡献是低于10%的，但是到了2015年的第一季度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增速已经到了20%。反过来说，如果金融业对GDP增长贡献仍然保持过去的情况，中国的GDP增长速度还要下0.5个百分点。可见金融对经济发展支撑作用普遍性的扩大趋势，这一点也是符合国际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普遍趋势和规律。  在金融理论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马尔科．帕加诺用模型解释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一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发展通过更高比例的储蓄转化为投资影响经济增长。二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发展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影响经济增长。三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发展提高改变储蓄率影响经济增长。实践上金融深化发展不仅对经济增长直接贡献，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产生间接拉动就业等效应，即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就业促进作用。  金融作用于产业结构优化可以简述为金融——影响储蓄与投资——影响资金流量结构-影响生产要素分配结构和资金存量结构——影响产业结构，经济金融化程度越高，上述过程的传递过程就越明显、越有效。金融业作用于促进经济增长、作用于优化产业结构，并藉此直接扩大就业和间接拉动就业，进而影响整个经济运行质量提升。随着金融业发展，其直接促进就业能力逐渐增强，金融业的发展也会影响国民经济相关变量的变动，会引起整个经济系统劳动力的增加，目前其拉动性还有限，具有潜在巨大的空间。从实际看，2012年底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上市公司只有139家，辽宁、吉林、黑龙江通过股票市场进行融资的公司数量占比分别为3.1%、5%和0.3%。资本市场发育滞后，直接融资能力偏低，难以发挥经济支撑功能。应加快推动资产证券化，提高存量资金流动性，同时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让更多民营金融机构进入，提高投资率，为发展注入金融动力，寻找符合东北老工业基地实际的金融新支点。核心问题是完善金融体系，推动金融和产业加快融合。  十二五以来东北金融产业发展和经融市场发育有了一些改善，我们从辽宁来看2014年，辽宁省服务业增加值实现11956．2亿元，同比增长7．2％，增速高于ＧＤＰ增速1．4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增速2个百分点，其中金融贡献率明显增大。沈阳市2014年本外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5%；金融业地税收入达17.99亿元，占全市地税总收入的11.96%。金融业已经成为沈阳市的支柱产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直接贡献率接近10%。未来5年，沈阳将建立起符合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发展要求，全新的金融生态体制和机制，全面建成与国家中心城市相匹配的重要区域金融中心，各种迹象表明东北振兴要解决金融的“血栓和供血不足”问题已成为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共识，并不断改善和调整。     

 三、 以金融创新助推东北再振兴的几点建议

1.创新发展金融产业，推进东北金融中心建设，深入开展国家优化生态改革试验，推进金融产品创新，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金融发展模式转型，由供给金融向需求金融转变，发展综合金融解决方案产品及服务。 

2.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业态，支持互联网金融机构研发互联网平台和产品模式，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发展互联网金融，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创新金融服务合作模式。 

3.完善的金融体系，大力发展和引进银行、证券、信托、基金、保险等金融总部或区域总部及东北区域总部，鼓励国际国内大型金融服务机构在辽（沈）建立分支机构。创建产业投资银行或投资参股银行，发展租赁金融、消费金融、汽车金融、理财金融等新型金融产业，加快产融结合。创新发展科技金融，促进发展风投基金。 

4.重点支持法人金融机构。在辽（沈）不是法人金融机构的政策银行、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其战略空间摆布都面向全国，应适当将政策倾斜于本土城市商业银行。比如盛京银行原发于本土（沈阳市），一直以来就以振兴辽宁老工业为战略立足点，在经营策略以振兴东北老工业为己任，多年来为辽宁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东北振兴应该着力支持如盛京银行等总部型法人金融机构开展综合化经营，支持其由区域性股份制升级为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助推盛京银行尽快打造地方性综合性金融控股集团。继香港港交所H股成功上市外，大力支持盛京银行国内A股上市。 

5.完善资本和要素市场体系。引导信贷资金支持重点产业、高新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地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债券和股票市场，扶持辽宁产权交易市场、北方金融产品交易中心等市场体系完善发展。发展期货交易市场、，穿件金融交易结算平台，打造东北区域结算中心。

6.促进辽沈金融产业“大融合”，创新融合平台及模式，通过“联合”——“联盟”——“联资”的不断深度发展，实现金融产业自身深度融合和金融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共同助推东北再振兴。